二是此心应担当德化和救济天下之大任。
从后果主义立场看，具体个案所要实现的价值往往因个案当事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而使法官面临或然性选择。３．依据法理寻找或创制体现正当民意的裁判规范。
法官在创制裁判规范时，必须论证他是以制定法价值为基础的，即证明其裁判符合法律的框架秩序。只有在语言和概念上相互靠近，以合适的言辞打动听众，法官才能更易于与当事人进行沟通以达成更多的共识，继而为裁判的可接受性奠定基础。当法律有缺陷和漏洞时，法官因负有不能拒绝裁判的义务而必须运用法理作出判决。（２）缩小了可能的判决选择范围。法国大众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指出：群体没有推理能力……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
在这个过程中，依据法理回应民意的理论根据在于：（一）依据行政意志和常理回应民意的局限性行政意志往往通过以政治化手段直接干预司法来实现，而政治化手段是与司法裁判不相容的。因此，语言使用的方法和技巧成为法官运用法理的辅助手段。（2）扶权论突出了社会法特征。
[6]关于社会安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有些学者就将社会法等同于社会安全法，后来这一观点成了社会法的主流观点，并成为德国学术、司法实务、政治与社会上之共同话语与共同概念。于是在2008年后进行了具体的研究，特别是对社会权的研究，进而对社会问题论作出了修正，提出了扶权论，该理论内涵的关键是扶权。那么，各个民商主体在行使这样一些权利的过程中，往往会寻求自身权利的最大化而产生侵权等行为，民商法因而从公平交易的价值取向出发，保护各个民商主体的权利在互不侵害的情形下得以实现。同时，社会权利实现的标志是被帮扶主体困境或者困难得以解除或者解决。
其立法意义上一是为了保护在特别风险下的人群利益……[1]日本学者桥本文雄认为，社会法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法的主体是具体和特定化的，并具有保护经济弱者之功效。[23]后来又进一步表述为：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法的阶段价值取向，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法的目标价值取向。
[30]经过多年研究，笔者对经济法价值取向有了一个确切的认识，即经济法价值取向是整体经济效益。刘小艳：《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协调论》载《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等。限定权的内容主要包括：通过制定并实施经济政策调整经济结构和配置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职权。王泽鉴教授认为：社会法即系以社会安全法为主轴展开的，但凡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职业培训法、就业服务法、职业训练法等均属社会法研究之范畴。
[27]参见：文正邦：《职责本位论初探——行政法理论基础试析》，《法商研究》2001年第3期。财产权既包括物权、债权、继承权，也包括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刘海洋《平衡论与行政法理基础》，《理论探索》2002年第5期。这三个方面的要求，都基于整体性立场来衡量与个体性的关系，并突出个体性不能损害整体性的原则，亦即个体性要受到整体性的限定。
[14]郑尚元：《社会法的存在与社会法理论探索》，《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15]法律的使命就是维护国家与社会的统一方面、协调的方面。
当均衡被破坏的时候，社会就要变迁，甚至旧的国家灭亡，新的国家产生，建立新的均衡。其权利特征表现为内容的帮扶性。
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31]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判断：（1）扶权论是法律意义上的理论。维护社会安定方面的社会义务（维护社会安全的义务、应对突发事件的义务、社会补偿的义务、民情调处的义务）。因为现今任何社会性的困境或困难都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仅仅靠政府甚至某一个部门的力量是难以解决的，它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整合起来应对（这里并不排除政府的主导）。[5]还有人认为，现代社会法中的社会包括全体社会和部分社会，这两类社会立法的共性在于均注重扶持社会弱势群体。[22]同上书，第30—32页、第69—71页。
至于新的路径，近些年来，笔者在研究社会法的理论基础的时候，也着重研究了社会法价值及其取向。为避免社会更替、国家政权覆灭，国家就必须要维护好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条件，就要让全体社会公众受益，让全体社会公众均衡受益。
[18]汤黎虹：《社会法通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159页。（3）这些在具体的或者特定情境下以群体形式出现的被帮扶主体的权利也是具体的，它主要包括弱势群体受助权，社会公益增进权，社会安定维护权，其中具体包括：就业受助权、劳动权、获得足够的社会保险的权利、贫者获得社会救助的权利、生育及受服务权和参与体育运动权、受教育权、卫生受保护权、受捐赠权、突发公共事件受助权、受安全保护权、受补偿权和信访权等。
财产权是一个较大的概念，它包括所有权，又称财产所有权。[23]前引[18]，汤黎虹主编书，第76—93页。
凡是规定这样义务和权利的法律法规，都是社会法。[9][10]参见王为农：《日本的社会法学理论：形成和发展》，《浙江学刊》2004年第1期。由此推衍，笔者认为，社会问题实际上就是社会群体出现了自身难以解决的困难而得不到社会帮扶解决的问题，因此应当由社会法规定相关主体协同帮扶解决社会问题的义务，于是将协同论作为社会法理论基础。社会问题的出现，要求由国家来承担治理的职能，其中十分重要的是法律手段，社会法的社会性与社会问题带来的社会关系复杂性，决定了必须把与社会法相对应的社会关系视作一种特殊的关系进行调整。
权是指社会权，从社会法的角度看，特指被帮扶主体需要实现的被帮扶权利。[11]在法国，一些学者将社会法的范围定的比较广泛，主张凡是不属于传统公私法学所界定的研究范围的，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法。
解除被帮扶主体困境或者解决被帮扶主体困难，既是社会权利实现之要求，又是社会义务履行之目标。与此同时，由于经济规律的作用，特别是资源的供给难以满足较快增长的经济的需求，一些国家经济的增长难以满足本国国民对福祉的更高需求，再加上一些国家经济停滞或发展缓慢，使这一深层次矛盾显现出来，并直接带来社会安全（包括群体性突发公共事件）等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换言之，就是被帮扶主体应当实现被帮扶权利，而帮扶主体履行帮扶义务帮扶被帮扶主体实现被帮扶权利则成为关键，因此社会法的根就在于帮扶主体帮扶被帮扶主体实现被帮扶权利，而这个理论就是社会法的理论基础。（2）社会义务具体包括：扶助弱势群体方面的社会义务（就业促进的义务、扶助劳工的义务、社会救助的义务、社会保险的义务）。
当前，有些方面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已经由具体的社会法所确认和认可。[3]加古佑二郎提出保护劳动者阶级这一具体主体的社会法学说，认为社会法并非保护所有的特定主体，而是保护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的劳动者阶级这一特殊具体的主体。根据扶权论，社会义务是指帮扶主体履行解除被帮扶主体困境或解决被帮扶主体困难的社会性责任。如果财产权及财产所有权得不到保护，那么民商主体的其他一切权利都无法实现。
[2]毛德龙：论世界各国社会法理论之发展趋势，载http：//www.studa.net，2012年3月1日。他们认为，社会法作为特别行政法，主要隶属于给付行政的范畴，至于在一般行政中占极其重要地位的干预行政，则仅仅出现在社会保险关系中关于交缴保费义务的争议上。
而社会义务内容则是解除被帮扶主体的困境或困难。[6]竺效：《社会法意义辨析》，《法商研究》2004年第2期。
[16]（3）社会福利论建立在经济基数大和人口基数小的基点上，不仅不符合中国国情，而且也给当前的福利国家带来越来越多的困扰和尖锐的社会矛盾，致使这些福利国家开始进行改革或者削减福利，社会福利论的现实基础出现动摇甚至被否定。由于当代社会不够和谐甚至出现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背后，往往是某些社会群体遇到自身难以解决的困难或困境，得不到应有的帮扶使而其摆脱造成的。
